蒋廷瑜：铜鼓如何串起中国与东盟文化相融的过去和未来？| 东西问

铜鼓是中国古代一种打击乐器和祭祀用品，迄今已有2700多年历史，是中国南方多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和象征，在中国西南和东盟各国都出土了大量造型类似、纹案相同的铜鼓。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原理事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畅谈铜鼓如何串起中国与东盟文化相融的过去和未来。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一种古老的打击乐器，铜鼓最早出现在何时？其如何演化并扮演怎样的角色？

蒋廷瑜：铜鼓是中国岭南、西南地区古老民族创造的一种器物，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铜鼓在云南省楚雄县万家坝古墓群出土，属于春秋战国时代，距今约2700年。

铜鼓的产生也比较有趣，是由当时煮饭的铜锅（铜釜）演变而来。古时候西南部落中的先民，将锅里的饭舀完，吃饱喝足之后，将锅（釜）翻转过来敲打，载歌载舞，铜锅就成了乐器。这种铜锅的声音雄浑，也可用来召集部众。

自此之后，铜锅不断演化，底面展平，并且扩大，翻来正放，作为专用的乐器，就成了铜鼓。面朝上以后，增加了纹饰，造型慢慢固定，纹饰逐渐增多，越来越复杂，并普遍在祭祀、庆典等族群活动中使用，最后成为权力的符号和象征。铜鼓类似中原地区的鼎，以拥有铜鼓数量的多少、大小来象征权力大小。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铜鼓。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馆藏铜鼓。张磊 摄

出土的铜鼓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清代，每个时期的都有发现。各时期、各地方出土的铜鼓，造型、大小、纹饰有所不同，但总的形象是通体皆铜，平面曲腰，一头有面，中空无底，侧附四耳。

在中国，铜鼓分为八大类型，以北流型铜鼓最大。北流型铜鼓流行于汉代到唐代，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地区，其特点为硕大。在广西北流出土的水埇庵铜鼓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大的铜鼓，鼓面直径达165厘米，可以躺一个成年人。而云南万家坝古墓群出土的原始形态铜鼓，鼓面就很小。第二，鼓面青蛙塑像很有特色，从汉代开始，铜鼓鼓面上开始出现立体青蛙塑像，北流型铜鼓上的青蛙小而瘦削，像刀劈斧削的一样。第三，鼓耳也有特点，其他类型铜鼓的耳是桥形扁耳，北流型铜鼓的耳是实心环耳。这些特征使人易于分辨。

鼓面和鼓身的纹饰，各时代、各地区也有不同。总的来看，由简单朴素到繁缛复杂。

古代铜鼓既是乐器，用来伴歌伴舞；又是神器，用来赛神，祈年禳灾；还是传信工具，用来召集部众，指挥军阵；铜鼓更是权力重器，“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展出的铜鼓。钟欣 摄

中新社记者：在考古中，东盟各国都发现了铜鼓，它们在形态上与中国发现的铜鼓有何区别？有哪些联系？

蒋廷瑜：通过考古发现，铜鼓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海南等省（区、市）；在国外，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东盟十国中，有九个国家出土过铜鼓，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包括距离中国较远的印度尼西亚，甚至在印度尼西亚与大洋洲交界的伊里安岛，也有铜鼓发现。

在东南亚各国出土的铜鼓形制不尽相同，同一国家出土的铜鼓，各时代也存在差异。比如受佛教文化影响，泰国、缅甸等国的铜鼓，鼓面和鼓身饰物上，有明显的佛教文化符号，而印尼出土的铜鼓，可以看到大象和椰子树的纹饰，带有本土文化色彩。

但是，东盟和中国南方的铜鼓，总的形态基本一致，都是通体皆铜，平面曲腰，一头有面，中空无底，侧附四耳，很清晰地看到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在古代，中南半岛、东南亚一带，与中国南方在民族、文化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同宗同源。历史上政治文化发展交流中，铜鼓作为一种权力象征，往往被当时的大首领分封、传承给更多的酋长、部落首领，并在东盟很多地区流传，越传越远，因而分布广泛。

比如最早期的万家坝型铜鼓，只在中国境内和越南北部流行，而由万家坝型铜鼓演化出的石寨山型铜鼓，到越南就称为东山铜鼓，到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就成了鼓面有青蛙塑像的铜鼓了。再后来，印尼铜鼓有的本土化，产生出莫科鼓，鼓身拉长、两头都有面，与原来的铜鼓就不一样了。

铜鼓上的青蛙造型。王以照 摄

中新社记者：目前，铜鼓的使用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民族生活、文化活动中情况如何?中国与东盟如何联手挖掘和传承铜鼓文化？

蒋廷瑜：铜鼓最早是作为击打乐器使用，之后发展为祭祀用品，最后演变为权力和财富象征。铜鼓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使用功能共通、一致，都是当时用于祭祀、展示权力的器物。

中国和东盟国家出土的铜鼓，展现出明显的文化脉络。比如在鼓面饰物上，都使用青蛙作为图腾，鼓面有太阳纹、翔鹭纹，鼓身有船纹、羽人舞蹈纹，这些说明了共同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信仰。

铜鼓上的青蛙造型。王以照 摄

中国南方和东盟国家以水稻种植为主，铜鼓上也有同样的稻作文化符号、图腾。历史上很多时期，双方在生活生产、政治文化等方面基本一致。比如在老挝稻田出土的一面铜鼓，与在广西西林出土的铜鼓造型相同，纹饰也相同，都有船纹、鹿纹，及水上生活和稻作农业元素。

目前，东盟各国在对铜鼓的发掘、保护传承与中国存在一些差距。除越南外，其他国家都缺乏铜鼓研究，还未弄清其铜鼓的来源和发展，因而也不知如何保护和传承，需进行文化交流。中国和东盟各国，铜鼓文化是共同的，有着普遍的共通共融基础。近三十年来，中国学者多次前往越南、泰国访问，并到越、老、泰、印尼考察铜鼓，出版了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铜鼓图集，多次召开铜鼓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东南亚国家的学者来进行学术交流，促进互信了解。现在正加大与东盟国家在铜鼓研究和铜鼓文化的发掘、整理、传承、人才培养等方面交流与合作。

中新社记者：目前中国与东盟在与铜鼓相关的非物质文化传承方面情况如何？

蒋廷瑜：和铜鼓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在中国得到较好挖掘，比如以广西东兰地区为主要传承地的壮族铜鼓习俗，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广西田林瑶族铜鼓舞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南丹瑶族勤泽格拉铜鼓舞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观众在参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铜鼓展品。钟欣 摄

还有铜鼓衍生的一些节日活动，如壮族的青蛙节、瑶族的祝著节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西天峨县挖掘出铜鼓乐曲，有12种打法，反映一年四季变化，十二个月奏出不同的铜鼓音乐。

东盟一些国家也有与铜鼓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越南从铜鼓上的纹饰图案发掘出各种舞蹈元素，成为当代民族舞蹈的重要内容，还把铜鼓纹饰织在或印在服装上，胸部印上铜鼓鼓面花纹的T恤在当地也十分流行。

将来，中国和东盟国家可以联合申请铜鼓文化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观众在参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铜鼓展品。钟欣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与东盟之间有共同的铜鼓文化，双方是否可以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加强双方在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甚至促进双方经贸合作？

蒋廷瑜：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保护传承铜鼓文化。社会发展了，铜鼓原来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有的功能逐渐消失。如何让年轻人了解它、感兴趣是个大问题。这一点中国和东盟国家都需要面对。

在广西，一些地方被划分铜鼓文化保护区，鼓励铜鼓文化进校园，让小学生了解这片土地曾经的历史和文化。比如红水河流域的几个县，教学生敲打铜鼓和跳铜舞的技艺，让年轻人对铜鼓增加感情，对铜鼓文化产生兴趣。在铜鼓的制作工艺上，复原和使用传统工艺铸造铜鼓，使铜鼓文化实体得以流传；工艺传承人收徒传艺，让技艺不断传承、发扬光大。

观众在参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铜鼓展品。钟欣 摄

同样，东盟国家也面临年轻人对铜鼓文化失去兴趣的危机。需让年轻人了解历史和文化。中国—东盟博览会是非常好的交流与合作平台，能够形成每年固定的展示和交流机会，共促铜鼓文化发展。

还可在博览会期间举办铜鼓文化论坛，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交流。铜鼓文化就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一个共同点，共同点多了，关系自然就会密切，也能加深双方在文化和经贸上的交流与合作。我相信，敲击铜鼓这种穿越了千年的声音，还将继续回荡在中国与东盟之间。

受访者简介：

蒋廷瑜，1939年10月生，广西兴安人，1964年北京大学毕业。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长，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广西考古和铜鼓研究。著有《铜鼓史话》《铜鼓》《铜鼓艺术研究》《古代铜鼓通论》《北流型铜鼓探秘》《广西铜鼓图录》《羊角钮铜钟初论》等大量有关铜鼓的著作，并遍访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探寻铜鼓在东南亚国家的历史文化，以及铜鼓文化在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的起源和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