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林:我们需要民族学人类学的“战狼”

何林:我们需要民族学人类学的“战狼”

何林

文章来源:人类学之滇 2017-10-08

注:本文根据2017年民族学人类学新生第一课开场白整理,省略了废话,添加了标题。

亲爱的同学们,进入民族学人类学专业学习,其实是幸运的……

 

看着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一脸的惊讶和疑惑,我忽然想起了6年前的情景——当时也是这么和新生说的。当时的同学们除了继续升学的,现在许多都改行做了别的工作。想起自己当年滔滔不绝地讲述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的诸多好处,以及为同学们描绘的连我自己都陶醉的图景,突然觉得自己像个骗子!还好,强大的“情怀”和激情帮我战胜了沮丧。我很快缓过神来。

 

咱门先聊聊电影吧。最近有部很火的中国电影,叫什么来着?同学们马上给出了答案:战狼2。这和民族学人类学有什么关系呢?

何林:我们需要民族学人类学的“战狼”

民族学人类学不塑造英雄,却要让英雄无用武之地 

想一下,这部电影为什么这么火?同时期的动作片不少,而《战狼2》却受到追捧,何况这还不是传统的主旋律。有影评说,《战狼2》的成功不过时迎合了中国人的情感需求,一种爱国主义热潮,一种民族自豪感,或一种对帝国的想象和渴望…… 我想都有道理。不论是国民的情感需求,还是国家倡导的源自中华智慧的更为高远的“一带一路”理想,都有个共同的内涵:中国人开始以全世界为范围进行思考和想象了,有人已经走出去,有人正在准备走出去…… 这,也就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新希望!Why?当前的时机,以及中国人的想象和渴望事实上要求中国民族学人类学首先走出去!影片以高超的武打、特技及符合时代心理需求的故事集中塑造了一位拯救海外同胞的英雄。就现实而言,这种情形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或者说武力往往是最后的选择,“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威慑永远都是最后的屏障。在海外,广大中国人最经常面临的还不是生命危险,而是对当地社会文化认知及经验的缺乏所带来的风险,如文化风险,当然也包含当地人对我们认知的缺乏,尤其是在一些专业的领域,如外交、投资、民间交往等,依靠各种“攻略”和驴友手记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什么?从根本上来说,我们需要大量的有关当地的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如民族志。但事实是,我们在世界大部分国家,甚至连一本像样的民族志,一本用汉语书写的海外知识读本都没有!去非洲,我们还看着埃文斯.普里查德,去缅甸,我们还得看利奇和史拜罗。如果我们在海外的同胞到了需要武力(如特种兵)来保护的地步,那已是危机四伏了,安全撤回已是最幸运的了,希望同胞们现实的“戏”里永远没有这样的剧本。那么我们怎么走出去哪?还是想想民族学人类学吧,这门学科会比较有办法的。如此,谁说当前的时局与民族学人类学没有关系?

 

人类学史告诉我们,早期的欧洲殖民者去非洲、亚洲也或其它地方(殖民地),总会带着人类学家本人或他们的研究成果/报告去的;而那时的中国人,出国要么是作为“猪仔”被贩运去做苦力,要么是逃荒或谋生,生存也或发迹全凭个人(群体)的能力和运气了;当代,来自西方的外交官、投资商、NGO雇员,都可装备有各类“宝典”,例如来自人类学者的指南手册或咨询报告、民族志等,普通游客至少也能读着自己人用自己熟悉的文字书写的小说,或人手一本的Lonely Planet——这是一个多世纪的积累!而中国人出去,最专业的资讯应该是抄自二、三手资料的概论性教科书,既古老又粗浅,剩下的就只有找“度娘”、驴友手记或各种攻略了,吃喝拉撒不成问题,但对于外交官、商业投资及NGO的工作几乎没什么帮助。我经常做一个比喻:在荒野生存对抗赛中,来自西方的小伙伴们个个装备精良,而我们几乎是光着脚去的,怎么玩?这就是差距!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硬件还比较“硬”(如政治、军事,特别经济实力),但软件还很“软”(一个像样的专业级的指南都没有)。因此,我们要赶上西方的小伙伴还需努力再努力。但现实是残酷的:我们一方面,需要大量的人来完成海外研究的积累,而另一方面,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的毕业生找工作却比其它专业要困难得多——尴尬得痛苦!都“一带一路”了,首先出去的应该是大批的学者,尤其是民族学人类学者,包括学者和学生、研究生们!但现实是,我们的同胞还是“赤着脚”走出去,研究者呢,出去也不容易。

 

就个人而言,本人其实也曾十分满足于一个民族学专业的教师和研究者的学术生态:老老实实地教学,愉快地与学生交流,申请项目去做田野,写本书与同行分享交流,甚是快哉!但后来突然发现,我们的研究越来越远离田野(我说的是干活的事),自然也越来越边缘,一些所谓的应用研究也都流于形式,难以产生实践效用或就没人用,本科生和研究生就业也面临诸多尴尬…… 我们都很努力,但除了政策性的缺乏,学科在国内的知名度底等原因外,我以为,还是我们在让民族学人类学成为一门有用的学科的问题上做得还不够,难怪总要解释解释再解释才能使人明白。学科不能总靠政策吃饭,学科要发展必须打开围墙,努力使它变得有用。现在时代很好,已经“一带一路”了,出去少不了做“人”的工作,这可是民族学人类学最擅长的。如果我们缺席,那这个“江湖”只是少了一位“民族侠”或“人类侠”,但后果是严重的,因为,缺少了能够读得懂那些“奇怪符号”的民族学人类学者,那张印刷精美的“航海图”并不能帮助我们顺利抵达据说是藏有宝藏的岛屿。

 

有学生十分礼貌地提出了挑战:“老师,你有如此的评说,那一定有许多经验罗,给大伙分享分享吧。”作为一位十八线外的学者,我不敢诳语,一会给讲几个小故事吧,但此前请容我表达几个观点:

 

我认为,民族学人类学不仅是一门来自田野的“说人话”的学问,也是回到田野“做人事”的学科;在走向海外,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民族学人类学者)去做大量的事(如民族志)——极其重要的基础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的前途,尤其是对于广大学生来说,在于实践,再直白一点,就是有什么用的问题;我们海外实践是十分紧迫的,往往不可能拥有一个田野周期(如一年),在成本及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可进行“快速田野”(一天,一周或一个月不等),或“田野实验”——我个人认为,田野是可以实验的,一种低成本的尝试;关于田野,不完全是传统的一个小村落,也可是一个企业,一个事件,一个区域也或一个领域,田野不仅是通过参与观察等方法获取资料,也可通过田野实验、田野实践获得资料,然后写成论文,也或直接参与实践!总之,胸怀有多大,田野就有多大——实践的田野。

何林:我们需要民族学人类学的“战狼”

作为“布施”的汉语教学

 

接下来介绍几个本人亲历的几个例子吧:

 

1、汉语推广

我在缅甸的主要工作是在主流民族及其他民族中推广汉语。最初方式是理所当然地选择一些华人学校(华校),通过在教材、教师(含志愿者)、培训、教学及推广理念(汉语国际)等方面对华校进行升级,再进一步向其他人群,尤其是主体民族如缅族中推广。如此折腾了近一年,发现效果非常不明显。后经过短暂的考察以及以前有关中国汉人研究的知识,发现:(1)大部分华校没有动机和动力,因为在华人中,“华人学华语”的观念根深蒂固;(2)其他民族也认为,华语是华人的语言文字,一个民族要去学习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并不是什么有跨度的选择(人家外国语大学的中文系才算得上高大上,但招生有限);(3)华校的教学主要是第一语言的教学方法,其他民族学习比较困难,挫败感很强。后来,经过一个“汉语国际化”的过程,即在新的宣传中通过诸如“汉语是中国的官方语言,是联合国通用的工作语言,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都在学习汉语……”的宣传把汉语“提升”到了国际高度,随后在直接针对当地非华裔人群的推广取得了一定成果。

 

2、寺庙汉语班

缅甸寺庙属于国民教育系统的部分,但经费和教师主要来自民间,因此将汉语教学引入寺庙是个突破。

 

成果:20143月在8所寺庙(学校)设立汉语教学点,至今已经有30多家寺庙教学点,学生将近4000人。成功的途径:考察后首先尝试在一所寺庙举行一个“布施”的小仪式,将汉语教学作为一个“布施”的内容奉献给寺庙——一种正常的普通人与寺庙交流的方式。寺庙自行承担了课堂管理此类的事务。如此,2年时间里寺庙学校汉语教学点迅速增加。

 

3、文化交流

本人及团队多次参与中国艺术团赴缅甸演出的幕后工作,发现这些活动的观众几乎都是华人华侨,当地主体民族很少,被邀请的本地官员也很少能坚持到终场。调查发现,原因一为节目内容几乎都是中国的内容,宣传性质突出;二为当地非华裔观众(包括官员)一是对文艺演出没有产生共鸣,一些当地官员对于观看宣传的内容感到难堪…… 问题出在中方安排的节目内容和呈现形式上。研究发现,文艺交流最好的方式是嵌合式的,或适当突出当地文化,表达尊重,自然获得对方的交流意愿。后来,我们的团队做了一系列“以汉语演绎缅甸经典”的舞台剧活动,获得成功,得到缅方人员的充分肯动,激发了他们的文化共鸣,同时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兴趣。后来我们沿着这条线路继续行动,创办了“缅中文化展览馆”,以缅甸文化展品为主,以中华文化内容为辅,作为参观者的缅甸官员和知识分子,首先感到的是自己的文化被尊重,然后也愿意来了解中国的文化展品。后来我们又在汉语推广领域作了延伸:传播汉语,先学缅甸语。这个计划得到了当地华人组织及使领馆的认可,基于上述展览馆的“胞波博物馆”目前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11月中旬开馆。

 

4、企业投资

一位著名的华人企业家,在某城市周边迅速开了5个加油站,第二年就荣升当地纳税大户。应这位华人的邀请,我们的团队参加他在一所寺庙所做的布施活动,顺便也完成了一个小小的考察。结果发现,他在一地开办加油站首先并没有去找当地官员,也没有通过“非常规手段”来获得土地或执照,而是首先到该地区(社区)的寺庙拜会大和尚并作布施,在大和尚的协调下与当地村长、头人进行协商,获得大家信任和认可(当地村名也获得相应的利益),他的加油站随后在取得执照后顺利开业,企业从来都没有发生于当地人的争端,甚至获得良好的保护。每到重大节日,这家企业就在这座佛寺举办大规模的布施活动,同时邀请了有关村落的所有村民到寺庙一同拜佛并参加宴席,分享公司布施的功德。我们后来在给中国企业和商人举办的缅甸文化讲座中加入了这一案例。

……

 再回到电影《战狼2》。我不喜欢暴力,因为那只是最后的屏障,也是最后的选择,但愿民族学人类学充当这个“狼”之前的角色,以学科的努力和智慧拯救同胞,缔造文化民间关系,为我们的伟大理想准备适合的“铺路石”。

 

至于为何要说“狼”而不是虎,也或其它动物?其实是狼的特性即价值在于其群体性,即狼是集体作战特性,民族学人类学也应如此。我们首先来给“武松打虎”作一个假设。假设当年在景阳冈上出现的是一匹狼而不是虎,那武二郎也能够轻松把它给打了,只是耽误了他——“打狼英雄”似乎缺少了霸气。但是,狼总是群体出现的,假如当时出现的是7匹狼或12匹狼,武松可能就得面临悲惨地结局,小说里也就不会有武松。《战狼2》电影塑造了一位英雄,这种集中表现主要是为了让电影好看,人们期待如此,票房也如此期待,呵呵。事实上,我们需要的广大的甚至无名的英雄的,例如未来还是会被遗忘的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生或学者,但结果是国家厉害了,学科牛了。

 

这里还是先说说云南大学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吧。在外开会,总会有人跟我说,你们云大的民族学(人类学)很牛!我谦虚地说,有一点牛吧。但我要说的,云南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的成就“不是靠一两件新式武器”(毛主席语录),也不是靠几位“大师”,靠的是学术视野、学术战略和学术规划,更重要的是像我们这些十八线外的教师、研究者和学生,包括一些“外援”学者,从调查研究基地建设到海外民族志研究,批量的产出奠定的基础;要说云大的研究者牛,其实全国的牛人更多,只是云大民族学人类学把这些“土狼”集中起来,让大家揣着个“理想”干活罢了;从学科文化来看,其实云大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其研究和学生培养的传统是挺有意思的,国家、学校层面的学科规划就不说了,在此背景及氛围下形成的传统是宝贵的:(1)学生培养方面,虽然每一位研究生都有专属的导师,但他能够随时得到全学院老师的帮助,甚至包括生活上的。记得博士一年级,有位教授课后让我们全班十来个同学讨论了各自的研究意图,他在评估后专门为每个学生准备相关的阅读计划,并亲自查阅资料(许多资料的查阅我们自己难以完成),逐一指导,直到进入田野;(2)后来,要选择田野点,学院让我根据个人的研究兴趣和规划在全省10个民族学调查研究基地中选择,同时配备的还有基地的前期成果、基地研究者(前辈)的支持,还有充足的研究经费。后来,这一模式得到了升级,如人类学暑期学校等等。后来成了老师,我们都继续按这样的培养传统培养和训练学生。作为一个研究者,只要有想法,愿意做研究,基本上都有机会获得支持,虽然现在经费越来越难花(中国人都懂的)。

 

在当前的背景下,我们的研究者,特别是以“田野”为看家本领的民族学人类学者,以及学生们,站在一个十字路口,面对伟大的机遇…… 走出去,我们几乎没有“巨人”的肩膀可以站,所以你站着就是“巨人”。而且,我们需要大批的有着优良传统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充满渴望的研究者走出去。这是我要的“狼群”。

 

如此,我还得说,你们是幸运的!我还会继续和往后的同学们念叨这样的话,只是每次会有花样翻新。我唯一的期待,是三年后,当我再面对大家的时候,不再感到自己像个骗子。记住,如果我的话打动了你,也或你自己动了念想,可以告诉我和/或其他老师,大家都会帮你的——这是云大民族学人类学的“狼群”DNA使然。

我们的“狼”或许是这样的:

何林:我们需要民族学人类学的“战狼”

何林:我们需要民族学人类学的“战狼”

……

 

主编:何明

编辑:李伟华

何林:我们需要民族学人类学的“战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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